在我的内心深处,最想去看看探求业务真谛的地方首选美利坚,因为美国是举世公认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眼科业务同样位列前茅.然而,命运中的意外总是不期而至.于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次涉外考察。

　　周大夫捎来中岛教授的问候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86年秋天，我收到挚友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周道伐医生的一封来信，他详尽地向我诉说了日本眼科学会主席、东京顺天堂大学眼科的中岛 章教授来北京访问和与北京眼科医生热情交流的盛况。在他的学术演讲中，专门提到了我的名字，询问朱医生是否在交流现场。中岛教授并不认识我，而是通过阅读了我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角膜移植》与《角膜病学》知道友好邻邦有这麽一位从事角膜亚专业的眼科大夫，表示很愿意认识我，如果有机会希望在一起交流临床心得。

　　我的朋友周大夫在会上主动起立回答了中岛教授的询问，并且热情地告诉他，朱大夫是“我的好朋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不在北京工作，而是在河南眼科研究所专门从事角膜与外眼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我将把您对他的关心和问候转达给他，并代表他向您深表感谢”。周大夫告诉我，中岛教授是一位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日本著名眼科医生，热衷于日中两国眼科学术的友好交流。周大夫敦促我赶快乘此机会给中岛教授去信表示感谢。于是我马上按照周大夫提供的通讯地址给中岛教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信是我亲笔手书的英文草体，感谢他对我工作的认可和鼓励，同时表示，如果有机会，非常盼望能去日本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很快收到了中岛教授的答复。他说认识我很高兴，日本全国第11届角膜病学术会议将在1987年2月9日在东京附近的大矶召开，他将主持这次大会，并且已经决定要特邀美国、苏联和中国各派出一名代表在大会作特别演讲。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这次会议？他希望我就是出席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国代表。听了他的邀请，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的高兴劲儿，我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麽高的礼遇。我当即慨然允诺。考虑到中国的情况，他主动表示，他们将立即发函邀请，以便我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往返以及在日驻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大会负责提供。我当即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在电话中马上要我报一下特别演讲的题目。我就报了正在实施的课题《关于建立中国式实用性眼库的构想和初步尝试》这个题目。

　　他们的办事效率极高，3天以后，马上发出了会议邀请函。我收到邀请函后马上就去申请办理护照。记得在12月31日下午，中岛教授又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我角膜学术会议以后有没有兴趣留在顺天堂大学眼科研修一段时间？我说很愿意。他马上又提出来，能否在他们大学眼科再作一次学术演讲，讲题不能与大矶会议重复。我马上报了一个新题目《深板层角膜移植治疗单疱角膜基质炎》。所有这些议题和进程，均在短短的三个礼拜之内顺利完成。接着，他们给我定好了从北京飞东京的单程机票。已订好的机票存放在北京饭店，让我出发前直接到北京饭店取票即可。总之，他老人家安排事情很周全，处处从他人方便出发。这麽一位国际知名、德高望重的眼科前辈，居然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晚辈如此青睐和呵护，让我深受感动和教益。我知道，他是从日中友好的角度出发，把我当作中国眼科学者的代表才对我给予关照，而非我个人有什么特殊之处。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待人接物的品格和让人钦佩的人文情怀，使我从内心对他的好感油然而生。

　　过完春节，我就出发去北京日本使馆办好签证，然后到北京饭店领取机票。2月8日搭乘班机直飞东京，一个半小时之后在成田机场降落。会议上安排中岛教授的副手、顺天堂眼科角膜组负责人金井 淳副教授到机场来接我。我和金井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已经阅读了我的简历，知道我的从医经历和专业背景，并且告诉我说，我们两人同岁，只是生日我比他大。初次会面，几乎可以说毫无拘束和陌生感，似乎是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到达东京以后，没有停留，直接由他带着我，亲自驾车直奔大矶。

　　在路上，他告诉我，前些年他曾去美国参观考察眼科角膜病临床实践，对美国的相关技术深表钦羡。我也向他简要介绍了我从业以来的业务进程，告诉他我是在经过13年普通眼科临床实践以后才转入角膜亚专业的。在我工作的农业大省河南省，角膜与外眼病是当地百姓的主要致盲原因。外眼感染和炎症外伤最为多见，也是我接触最多的业务范畴。这麽多年来对那些药物治疗无效的角膜溃疡，经常通过治疗性角膜移植作为主要处理手段。这种情况与中国现阶段农村的经济欠发达现实密切相关。尽管他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日语，但却不妨碍我们彼此用并不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谈得很投机。因为是搞同一亚专业，平常的业务侧重点各有不同，所以交流起来对彼此均有教益。因为志趣相投，居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也希望我这次学术会议以后留下来和他在顺天堂大学眼科共事一段时间，以便在临床业务上进行深入的研讨。

大磯王子大饭店{Oiso Prince Hotel}

　　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下午4点多钟，就安全抵达大磯，会议上已经为我安排了大磯王子大饭店面临大海的一间客房入住。

　　在11届日本角膜学术会议的演讲引发热烈反响

　　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下午4点多钟，就安全抵达大磯，会议上已经为我安排了大磯王子大饭店面临大海的一间客房入。当天傍晚时分，代表们陆续到达。第二天上午9点，会议准时进入正式学术活动。日本代表的大会发言和美、苏、中三国特邀代表的特别演讲穿插进行。日本人的大会发言全都讲日语，我只能通过幻灯图片一知半解。特邀代表则一律用英语演讲。

　　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关于建立中国式实用性眼库的构想和初步尝试》旳学术演讲在会议期间引起热烈反响，日美两国的医生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原因是，这个课题本身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人文层面，它将眼库角膜来源的渠道，从捐献眼球更改为允许医生在死者亲属同意的前提下，改为从尸体原位摘除全角膜，因眼球其他部分得以保留而使逝者的遗容基本上保持原有外貌；在保存供体的技术方面，也将全眼球的传统湿房保存，更改为组织保存液对离体角膜瓣的保存。眼库技术的这些改革，从人文角度解决了逝者亲属的悲痛情结，避免了逝者亲属因为遗容损毁带来的悲痛和难堪，达到捐献供体移植材料殊途同归的目的，使移植材料来源匮乏的矛盾获得某种程度的缓解。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新思路新措施，也切中了日本国民的要害，日本角膜移植材料供体来源，也受到百姓不愿主动捐献遗体习俗的困扰。因而，我大胆提出的这种改革，对解决日本和中国角膜移植供体来源的困境均具有现实意义。来自美国的Polack教授则因为我在组织保存液方面，引进了M-K液配方中的低分子右旋糖酐，但剔除了血清，能将该组织保存液100°C30分钟灭菌，使保存液成本低廉而疗效不变，对此表示欣赏和肯定。与会代表热烈的反应和讨论，让我感触颇深，在出发前一直让我担心的忧虑就此放下，并且深深的体会到，“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的含义，居然在这个文化与科学交织的难题上同样有现实意义，更坚定了我对未来眼科研究方向有了新的感悟，也算是这次访日的意外收获。

大磯王子大饭店{Oiso Prince Hotel}

中岛教授主持会议，回答各国学者提问

　　会议在大磯开了三天。12号晚上举行轻松活泼的告别晚宴，全体与会代表受邀参加，气氛融洽而温馨。令我惊讶的是，大会主席中岛教授，居然突发奇想，在告别晚宴进行过程中安排了一次任谁也料想不到的节目：晚上8点整，宴会大厅突然所有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然后再放光明。这时，中岛教授站起来高声向全体与会代表宣布：“后天，2月14日，是来自中国的特邀代表朱医生的50岁生日，我们今天在这里给他提前庆祝，祝贺他生日快乐，事业发达。请大家举起酒杯，祝贺朱医生生日快乐。”随着他的话音刚落，大厅里一片欢腾，纷纷举杯向我祝贺。我赶快站起来，向中岛教授和全体与会嘉宾表示由衷的感谢，祝今后大家合作愉快。金井副教授还遵照中岛先生的吩咐，代表大会送上一台电动剃须刀作为给我的生日礼物，祝愿我永远保持年轻和精神焕发。这个纯属意外的插曲，充分显示了中岛先生的为人和对晚辈爱护的良苦用心，怎不令人感动!

　　宴请结束以后，中岛先生还特地安排了与会的日本主要角膜亚专业医生和我们几位特邀代表：美国弗罗里达大学的Polack教授夫妇、苏联敖德萨眼科研究所的费拉托夫医生和我在一起合影留念。

　　这生平第一次参加在外国举办的眼科学术会议算是对我意志和胆识的极大考验，问题的本身并非你有多大学问，而是你是否具备了向未来和许多你还未曾涉猎的领域进军的勇气和决心，使我深切的体会到，这是对一个人软实力和素质的衡量和考验。其实，办任何事，谁都有第一次初出茅庐的亮相。而我，在50岁来临之际，通过了这次姗姗来迟的考试，总算是顺利过关了。这就为我1989年闯荡美利坚奠定了扎实的精神准备，应该说是这次去日访问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收获。

与各国眼科同道切磋

　　会议结束以后，还是金井副教授带着我，从大磯直奔东京。中岛教授已经事先让科室秘书帮我安置在距离顺天堂大学步行十分钟路程的女青年会旅馆入住。回到东京，我们三个外国眼科医生继续在顺天堂大学继续访问。我受邀在该校作了《深板层角膜移植治疗单疱角膜基质炎》的学术演讲，回答了许多日本同事的质疑和提问，学术空气友好而热烈，引发大家诸多思考。

中岛教授宴请与会各国眼科学者

　　因为我们三个外国人都是第一次来日本访问，中岛教授盛情招待外宾，让我们宾至如归。除了学术活动以外，还领着大家到日本前首相吉田官邸参观游览并设宴招待，使大家在学术活动以后彻底放松，享受生活。于是，彼此之间，自然而然地谈论许多眼科业务以外的事情，诸如各国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大江大河、名人轶事等，就像离别很久的老朋友那样海阔天空地神聊，这其实也是我的强项。因此，短短的几天聚会，我给他们的印象是为人谦和、知识面广，喜欢交朋友。当然，我们之所以能享受这些乐趣，还得归功于作为眼科医生的民间外交家中岛教授，不由得你不对他产生由衷的钦佩，所以，才会深得眼科界各国友人的信赖，都把他看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留在东京顺天堂大学眼科研修

日本东京顺天堂大学本部

　　游览结束以后，中岛教授为我的研修作了精心的安排：每周两天去东京理工大学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参观学习角膜内皮细胞培养的实验研究。该校坐落在东京郊外，离顺天堂大学很远，从市内出发，先乘坐地铁，再换乘火车到达东京郊外的理工大学。他的这位朋友麻生，比我年轻7-8岁，曾经在美国留学，现任该校生物系副教授。他的为人，如同中岛教授一样，朴实无华，待人宽厚，办事作风细腻周到。我每周两次去他实验室学习，每次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下午5点钟下班，再乘火车返回东京住处。每次回到旅店已经晚9点钟左右。顺路在旅馆附近的中餐馆吃完晚饭再回青年会所休息。

　　日本的城际交通非常发达、准时，所以每次我都能按计划时间到达和离开，做到有条不紊。我在麻生那里学到了如何对兔眼角膜后弹力膜进行解剖剥离，获取实验动物的内皮细胞。我们前后交往了三个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还有幸接受过他的盛情邀请，去他家拜访，和他的全职太太叙说家常。麻生是个恋家而又爱国的人，他曾深有感触的告诉我，他在20多岁的时候，很崇拜美国，于是去了美国留学，毕业后回到日本。现在觉得，日本也发达了，感觉到留在东京工作比在美国时更踏实自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事，有一种做主人的归属感。他的话不多，却道出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这些生活感受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科学工作者，其为人做事的哲学和处世态度值得赞赏。

　　除此以外，我每周还跟随金井出两个上午的角膜病门诊。初次看门诊时，他还摸不着我的底细，也搞不清我对角膜病临床诊疗的水平。于是先试着，他每看一个病人，提出诊疗意见，然后让我看一遍，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几次往返，大体了解我对角膜病临床确实已经驾轻就熟，于是，以后只对疑难或复杂案例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除此以外，我也去参观他的手术，发现他对常规穿透性角膜移植手术，做的干净利落，手技和速度胜我一筹。而对治疗性角膜移植，如眼表烧伤和感染引发的溃疡，则缺乏经验，主要是在临床上，日本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凶险病例，所以他们对这样的病例实践机会较少，遇到具体难题，一味按文献记载办事，缺乏自己的实践心得。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遇到一位蚕蚀性角膜溃疡的患者，患者角膜溃疡面积基本上侵蚀了360°全周，但角膜中央6mm以上范围尚属正常。周边溃疡部分布满太多新生血管。这个病人恰好是中岛教授一位朋友的亲戚，住院时找过中岛教授，希望能予以关照。中岛先生则委托金井对此病人悉心处理。事前，他常规邀请我参加术前讨论，让我发表治疗意见。其实，像这样的病情对我来说属正常案例，我在国内早已司空见惯，因为患者角膜中央部分尚未受到病变侵扰，为争取术后保持良好视力，应该实施指环形板层角膜移植。鉴于我对金井处理这些病例的具体做法和操作程序并不摸底，外加我是个外来的参观者，出于礼貌也不便指手画脚，对手术程序说得过于具体似有对主人不敬的嫌疑。但我还是再三提醒他们，在手术中要尽量避免手术野出血影响术者视线。

　　金井同意我的看法，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样的病例手术进程中可能出现哪些具体困难，因为他对这样的案例还缺乏实际体验，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和隐患。幸好我事先有所思想准备，我告诉金井，当天整个上午我都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术中如遇不测，让手术室护士立即打电话呼我，我会立即赶到手术室。那天，因为心里没底，他还是比较慎重，只安排了唯一一台手术。按他平常做常规穿透角膜移植手术的速度，满打满算一个多小时可以完成。但那天真的出师不利，正如我术前提醒所说的那样，要当心手术野出血。

　　结果如我所料，他一上来理所当然地先从溃疡病灶进刀，犯下了所有对此病缺乏诊疗经验者的错误，致使手术野新生血管破裂引发血流如注，手术难以进展。大约10点钟，金井让护士长打电话呼我去手术室参谋。我赶到手术室一看，发现他也犯了当初我缺乏经验时同样的错误，取错了手术最先切口的部位：自以为是地按一般处理中央性角膜溃疡那样，从角膜病灶周边切开，于是理所当然的导致新生血管破裂出血不止。想来金井也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按手术常规程序进刀而堕入陷阱。

　　当我到达手术室的时候，金井就处在这麽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好不心焦呀!然而，我只是一个参观手术的外国人，没有获得法律允许是不可以洗手上手术台的。好在患者是一个听不懂英语的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于是我站到台边，轻声对金井耳语：立即用吸足肾上腺素的棉片贴敷整个角膜止血。数十秒钟以后，血管收缩出血终止。我示意金井，用一个6mm环钻在角膜中央正常组织部位轻轻划界，再用锐利刀片，循环钻划界轨迹向角膜周边部作离心性剖切，深度超越溃疡所在部位新生血管以避免出血，继以虹膜恢复器深入剖切面之潜在间隙，向角膜周边部钝性剥离，如此将虹膜恢复器环形旋转360°，完全囊括了蚕蚀性溃疡全部组织范围；剥离完成以后，继以角膜剪沿着溃疡周边以远境界剪除病变组织。接下来的进程按我们事先规划做指环状植片移植。

　在东京期间参加日本眼科年会。自左至右吉林白求恩医学院眼科董医生、中山医龚向明、我、上医五官科医院陈荣家、北医郭静秋和正在就读中岛教授博士研究生的谢培英。

　　至此，金井已经完全心领神会：为患者作了一个指环形板层角膜移植，以下的手术过程一帆风顺。手术虽经历艰险，最后终于还是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结果顺利结束。那天下了手术台以后，金井百感交集，觉得今天真的好险，如果没有我及时赶到，真不知道如何收场，也无法给中岛先生一个满意的交代。于是他硬是拉着我一同去餐厅共进午餐，继续虚心向我请教这个手术改进的参考文献出处。他是真心诚意的。

　　而我，在真人面前也不说假话。我告诉他，我也是在实践摸爬滚打中悟出来的土办法，并无文献和名家指引，临床实践和病家的牺牲才是这种术式改进的老师。我一再安慰他，今天的经历虽然艰险，好在结局完美，这本身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难处和临床实践永无止境的奥秘和魅力。从那一次以后，金井打心眼里对我刮目相看和心悦诚服了。我们成了业务至交，经常聚在一起探讨业务疑难。当年，我离开顺天堂的时候，中岛教授即将65周岁。他退休以后，金井顺利接任教授位子，做了该校眼科主任。

　　对日本眼科医生学习和生活的一瞥

　　在顺天堂的日子过得还算四平八稳，每天除按规定参加临床工作以外，留给我大量时间阅读他们存档的最新图书和文献，任我需要，复印了多册眼科新近出版的参考书带回来放在案头阅读浏览。日本的眼科医生绝大多数都很敬业，在实验室工作的一位硕士生住在横滨，每天乘火车早出晚归。我好几次见他当天活儿太多无法完成的时候，索性打开实验室备用的行军床留宿一晚。临床大夫同样很用功，每天下班以后并不急着回家，而是继续留在病房或实验室继续他们的课外作业或阅读文献，直到吃完夜宵再匆匆乘地铁回家。

　　他们对自己的待遇并不保密，各级医生的薪酬制度和中国大不不同：基本规律是每一个层次的医生，基本薪酬成倍增长。1987年的时候，刚入门的住院医师每月只有20万日元，当时美元与日元的比值是1:140，大约相当于每月1400元人民币，比我们当时的月工资高十倍以上。主治医师为40万，副教授为80万，教授为160万。据我观察，他们在正常上班日很少外出，但穿着和打扮比较讲究，无论男女，发型都很时髦，衣着服装也比较时尚。据我看，三五成群外出吃饭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在那里的时候，金井经常约我和其他男女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当然，他们知道我囊中羞涩，明文规定每次都由他埋单。据我所知，金井家境富裕，除他个人固定工资以外，还拥有若干房产。总的来说，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务人员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总的来说，日本医生普遍看重去美国学习的经历，我发现，在顺天堂工作的住院医师中，有短期留美参观学习经历的占一半以上。他们普遍看重英语水平，特别是口语水平。日本人英语糟糕的原因之一，是英语和日语在语言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日语动词出现在句子的最后，而英语和中文动词则位于主语之后。日本人在说英语时，必须用平时不同的顺序思考问题。发音阻碍明显，元音发音清晰的日语和辅音众多的英语在发音机制上存在不同。

　　日本人即使能说英语，也难以准确发出英语发音。中文中的元音和辅音都很多，在学习英语时，中国人比日本人省力。就我这样蹩脚的英语口语水平，在顺天堂学习的时候都被他们误认为我曾经在美国待过。我也就顺水推舟地和他们撒个小谎，告诉他们在我们中国，初高中连续六年接受正规的英语学习，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能说不很流利的英语。他们的主任、教授中岛先生在英国留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科里所有医生崇拜的偶像；金井淳副教授也在美国留过学，英语说的也不错。不过，尽管大多数医生英语口语说的别扭，但阅读能力都很好，依我看其阅读水平远远超过我的大多数中国同事。

　　我在那里进修的时候，旅馆费用无需我支付，每个月由科室秘书前往结账。中岛教授让科里每个月发给我10万日元生活费，主要用于伙食和日常零花。在东京的时候，通常我早餐常规只吃在附近食品店购买的面包和牛奶，中午在学校职工餐厅进餐，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食堂，饮食价格低廉，一顿饭花不了50日元。晚上学校餐厅不营业，我一般晚9点从学校步行回到住处附近，那条街上有十几家中国料理店，我差不多轮流吃了个遍。大体上就那几个家常菜：麻婆豆腐、土豆丝、鱼香肉丝、红烧排骨、米饭、炒面、肉丝汤面等。一顿饭大约花100日元。每天早出晚归步行十分钟到达，无需乘车，只有周末外出才乘坐地铁，票价低廉，往返准时，花钱不多。所以他们给我的生活费，除必要的开销以外还略有盈余。

在日本开设的中国餐馆

　　中岛教授为什麽获得那么高的声望？

　　中岛 章先生一直担任顺天堂大学眼科主任/教授，直到65岁退休。此前他曾经担任亚洲及太平洋眼科学会和国际眼科学会主席。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前苏联、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他的朋友，他不但是国际知名眼科学家，也是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民间外交家，中国很多老一辈著名眼科学者，与他都有很不错的交情，现在年届75-85岁这个年龄段的退休眼科医生，有很多人都曾接受过他的资助，在顺天堂大学眼科研修。我的1987年访日之旅也拜他所赐。据我在顺天堂研修期间亲眼所见，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他做人成功的诀窍。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正派和善的学者，有仁者之心，做学问严肃认真，谦虚谨慎。包括他辅导博士研究生佩戴新研制的角膜塑形镜，他都要亲自试戴，体会新产品的性能和不足。平时在门诊看病，对待患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日常参加手术也是十分认真。做人做事，行为规范均能成为下属楷模，包括每天上班总是比别人提前半小时到达。我曾经好奇的询问过他，为什麽作为科室的魁首，主任和教授，每天到达办公室比秘书还早？他很自然的告诉我，每天来医院接触病人以前，必须把昨天夜里他还没有看过的国内外来函和急需处理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以便秘书按他的吩咐及时办好办妥，而他自己8点半以后就能全身心去诊病开刀，心无旁骛。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到退休。

　　对科室人员业务进展常抓不懈。科室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论文都会一一过目并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每周三午餐会全科医生齐集会议室，边进餐、边学习交流心得和新近科室疑难病例讨论。主任坐镇，无人敢于懈怠。

　　尽管老人家德高望重，但平常与下属相处总是和颜悦色的样子，哪怕刚入行的新人也能找他谈心和请教，就像一个大家族中的家长或慈父。因此，全科自然而然地都把老人家作为科室的核心，整个科室形成一个精诚团结和睦相处的整体。人人觉得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幸福快乐。人人觉得能在他身边工作是一种幸运。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学术团体里，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大家。别看平日上班时间，所有下属对他毕恭毕敬，但在假日和休闲时间，包括那些年轻的女医生，都敢很自然地对老人亲近，就像对老父亲那样，既亲热又不乏温情。我就参加过一次春季科室全体外出春游，几个女孩子叽叽咋咋像小鸟般一起去参观春游所在地给先生安排的卧房，并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评说。

 

1987年春游期间在温泉沐浴后共进晚餐

　　作为科室的当家人和大家长，也非常关心下属的劳逸结合和身心健康，每年春秋两季常规各有一次科室全体医生的春游和秋游活动，地点总是选择东京以外的风景名胜或度假村，老先生与全体下属一起乘车去目的地游玩休闲、洗温泉浴、看演出。体现了作为科室当家人的威严，又不乏作为长辈对学生和后学的爱护和关怀。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说的恩威并施吧。

　　实际上，他在业界的德高望重和被人敬仰，除了顺天堂以外，还受到日本东京都以外地区眼科同人的爱戴。我就发现，日本其他城市许多眼科同人，自愿参加到以顺天堂眼科为核心的眼科学派，双方定期互派人员到对方医院短期交流，互通有无，而且给往来人员有正儿八经的业务头衔或职称，以保证参与人员的合法性。看来这项举措，对上下级医院业务的沟通和交流好处多多，值得我们借鉴。

　　有明显的贵族气质，是否和他年轻时候在英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很富有，但花钱却颇讲究，泾渭分明。本人生活作风朴素清淡，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奢靡气度和作风。鉴于顺天堂大学眼科的雄厚实力和严谨科研传承，与医药相关的各种研发项目前来求助该校合作和观察的研发新产品不断，因而科室每年从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数额可观，但多位医生和秘书都曾经告诉我，中岛教授从来不将这笔钱用于私人花销，而是把这些收入一统由老秘书管理，明明白白地用来为全科医务人员服务；每年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修学者的资助经费也来源于此；日常各国眼科学者的迎来送往，包括互赠礼品，都从这里开销。

　　我就亲身经历我的好友北京协和医院眼科胡天圣大夫从美国返回中国途中，受邀在东京顺天堂停留，去眼镜店给老伴现配一副老花镜，就由秘书亲自陪我们两个到一家著名眼镜公司选配。胡大夫轻声对我耳语，说自己囊中羞涩只剩40美元，生怕不够支付眼镜钱。秘书知道后笑着告诉我们，中岛先生事先已有关照，眼镜要选配质量上乘的，不要怕贵，钱由顺天堂眼科付账。结果，硬是现配了一副很体面的老花镜，一付帐150多美元，秘书笑着对我们说，不要紧，你们是先生邀请的朋友，为你们办点小事应该的，不要不好意思。

　　与我同期在该校研修的还有中国北医一院眼科的郭静秋大夫、泰国和菲律宾的两位眼科大夫，期间有一周时间，先生命我带队，去大阪大学和京都大学眼科参观访问，事先由先生出面联系好参观时间和主要内容，所到之处，这两所著名的国立大学，都安排了由主任主持的接待，使我们这些研修生收获颇丰。而访问过程的食宿开销一应费用也是由科室支付。

　　我记得，在我回国以前，他还把我叫去到他办公室交谈，当面委托我带一台当时颇为时髦的波克曼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对我的恩师郭秉宽教授的礼物，再三让我替他问候郭老，祝他晚年生活愉快，身心快乐。可见他的为人处世多么体贴温馨。

　　从以上我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来看，中岛教授深受东西方文化精髓的熏陶，事无巨细，处处表现超凡脱俗，所以，他之所以受到众口一词的赞颂，决不是一时一事的刻意做作，而是他的涵养和气度造就了这样的结果。我接触过不少中外高级知识分子，但像他这样的典型，是我从心底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

　　我离开日本多年，其后和先生还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1988年春季，我从日本归来不久，中岛教授要带队去西藏调查白内障发病情况，他知道我曾在西藏行医两年，写信来询问西藏眼病概况和到那边有哪些注意事项。我把知道的情况扼要予以汇报，同时建议他身边带一些人参口服保护心脏。第二次是在1993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眼科年会。那时，他老已经退休多年，但还是受到主办方中国的邀请，在主席台就坐。我看到他老人家马上跑过去向他问候，很自然地用日语呼他“Nakajima shengsai{中岛先生}”，没想到老人家立即对我报以热情亲切的微笑，而且立即作出反应：就像当年在日本进修时候那样亲切地称呼我”“xiu sang”。

　　我因为不会日语，除了这句Nakajima shengsai以日语发声的问候以外，一句日语也不会，只能用英语交谈。我说，您老记性真好，离别那么多年居然马上叫得出我的名字。他听了以后好开心。他说，对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我是外国研修生中最用功的，突出的是能够真心学习，学以致用。他居然告诉我，当年他那位患蚕蚀性角膜溃疡的朋友，如果没有我及时赶到手术室，恐怕很麻烦。我说，手术是金井先生做的，与我无关。他说，手术后当天金井就把那位病人术中遇到的凶险情况告诉他，说幸亏我及时赶到为困境中的金井献计献策，才使手术转危为安，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事后理应对术者金井保持尊重，想不到金井还是实事求是地把手术的原委告诉了中岛教授。看来金井其人医德也是值得肯定的。这点也确实值得我们中国眼科医生学习。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离开我访问日本的1987年已经整整29年。我当时50岁，中岛先生比我大14岁，算起来他老人家已经是93岁的老寿星了。也不知他现在的情况怎样，也不敢冒昧去打扰他，我就在这里默默地为他老人家祈祷，期盼他健康长寿，身心愉快。

　　研究日本人是我们避不开的命题

　　日本是中国的邻居，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铁定事实。两国的交往传说始于秦始皇时代，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派出以徐福为首的500童男童女漂洋过海到日本寻找仙丹。这些中国的先民后来就留在了日本，与当地人婚配繁衍后代，故此可以推说，日本人的祖先血脉中流淌着华人的血。唐朝以后，更是来往频繁。好在历代中国国力强盛，使得日本不敢轻易觊觎天朝。但到了明朝，东南沿海就不断遭受倭寇侵扰，被戚继光打得落花流水。晚清以来，更是屡屡遭受日本侵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欧美国力日增，近邻中国就成了他们的唐僧肉。1931年以后，则更加肆无忌惮地把中国看成他们志在必得的领地，致使中国百姓灾难不断。时至今日，只要提到日本，中国人鲜有好感者。每天占据着荧屏主页的抗日电视连续剧，则更是无奇不有，粗制滥造，把许多人引入歧途。

　　我从小在皖南山区长大，抗日战争期间没有亲眼见过日本人。但通读历史，对日本人绝无好感。1987年的东瀛之旅，是我第一次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日本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在日本呆了不到一年时间，主要在东京逗留学习，接触的人，基本上局限于顺天堂的那些同事。虽然也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过大阪、京都和旅游胜地日本乡村，但毕竟所知甚少。可以这麽说，接触最多的日本人中，要数中岛和金井两位眼科同行。中岛是我的老师，金井是我的同辈同事，他们和我之间的情谊可以说是真诚友好的。

　　毋庸讳言，我对中岛的好感，源于我亲眼目睹的他的为人处世作风和态度。对于他的身世和个人历史并不了解。据我所知，中岛教授并不热衷招收研究生，现在北医视光学的谢培英教授，是我所知的他唯一的中国授业弟子。当初在日本的时候，我就知道，科里有好几位日本同事，还有一位来自台北的女进修医生，十分羡慕谢培英的境遇，他们也都找过老先生，要求考他的研究生，但均未获得老人家的青睐，个中缘由始终无人知晓。据说，他之所以接受谢医生就读他的研究生，是因为谢的父母与中岛先生有深厚的友谊。其中究竟，至今无人给出过答案。

　　就我读书和亲历所获，我觉得日本这个民族有它本身的特性。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民族，欺软怕硬为其最浅显的特征。中国之所以一直被日本人欺凌，就是因为中国羸弱，不堪一击，才使得贪得无厌的日本得寸进尺，搞得中国人永无宁日。而对于美国人和俄国人，日本人即使吃了那么多亏，仍旧不敢哼出半个不字。二战的两枚原子弹对日本的摧残，难道还不足以使日本人痛心疾首？苏联红军对关东军的讨伐，如摧枯拉朽，使他们不寒而栗。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最佳对策，莫过于我们自身的强大。以史为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富国强军，建立一支举世无敌的军队，一遇侵犯，就让它领教我们的铁拳头。说一千，道一万，日本人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只有我们自身强壮了，才能从容面对日本人的各种挑衅。

　　其实，日本人并不欣赏那些对他们俯首貼耳的奴才，他们欣赏的仍旧是有铮铮铁骨的、有民族气节的正人君子，他们看重的仍然是那些胸怀坦荡、饱学多才的有识之士。至少，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有过这样的体会。所以，提醒那些要到日本去学习的人们，我们去东瀛学习取经并无不妥，要紧的是采取何种态度才能水到渠成。建议人们要不卑不亢，实事求是，也许，这样才能得到主人的应有尊重，学到想学的技术和管理规律。

　　在对日关系上，我并不欣赏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感激日本人的论述，也不赞成坚决抵制一切日货的国粹派主张。以上两种观点都显得过于近视和实用主义，而非万全之策。